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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和:汾陽縣首個知青生產隊長

2018-12-17 15:02來源:中華兒女新聞網編輯:李如是作者:

 

  人物小傳

  王和  男  1948年12月生人

  6年知青、4年街道辦事處、30年北京日報新聞人;

  1965年畢業于北京三十一中(初中六五屆)

  1968年12月畢業于北京人民大學附屬中學(高中六八屆):

  196812月年赴山西汾陽峪道河公社下池家莊大隊插隊,曾任第四生產

  隊保管員和生產隊長:

  1974年底困退回到北京;

  1978年考進北京日報,30年來,先后在黨團部擔任記者;在理論部擔任《革命接班人》、《社會天地》編輯,1986年任《黨的生活》主編;1987年調日報政法部,擔任副主任、主任;1999年任北京市委宣傳部部刊《宣傳手冊》總編。30年的新聞生涯,被評為北京市優秀新聞工作者,所寫稿件曾獲全國、北京市、報社、及各專業評比的各種獎勵。

  2009年1月退休。

 

  我自小在北京城里長大,對農村一無所知。1968年,赴山西插隊后,變成了不折不扣的農民。

  記得那一天是1968年12月18日,我和同班的9個同學懷著極其復雜的心情離開母校北京人大附中,擁擠在火車里煎熬了十幾個鐘頭后,被卸到山西孝西一個從未聞名的小站上。隨后,我們其中的8個人爬上一輛敞篷的大卡車,和其他年級及馬甸中學的學生共32人,被送往汾陽縣峪道河公社下池家莊大隊(那個年代,現在的鄉叫公社,村叫大隊,自然村叫生產隊)。

  另有一位班里女才子隋麗君,因父親的身份被班里很多“出身紅色”同學漠視,傷透了心決意獨自去了杏花公社小相大隊,后來回北京在北京出版社擔當了文學編輯并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與同為人大附中的同學陳建功(中國作協副主席)婚后相得益彰,至今還投身在文學事業中。

  

  (離開人大附中前合影,其中8人去汾陽插隊了)

  當時,拉著我們的卡車到了汾陽并未進縣城,多少次的東拐西轉后離開公路,在峪道河公社稍作停留后,揚著黃塵爬向遠處的大山,不用說我們去的是個山里的村落呀!

  卡車馬達轟鳴著、喘著粗氣,在狹窄的黃土山路上費力地攀上一個高坡又一個高坡,而每一次爬升的顛簸就讓我們的心抽緊一次,再加上12月份的刺骨寒風中滿眼的一片荒蕪,難道這就預示著我們的未來嗎?

  盡管我已有了今后就是一個農民的心理準備,但依然沒想到要去的是這樣一個偏遠的山村……終于,有女同學哭泣起來,一時間大家都陷入沉默甚至對未來的恐慌和絕望。

  下池大隊,下轄6個生產隊1000多口人。初到這里,村干部和老鄉同我們一樣都懵里懵懂,還以為是上面派來工作組,都把村里相對好的住所騰出給我們。幾天后,鄉親們知道我們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知情”,又給我們調換了住處。

  從那時起,我開始了未來飄渺的插隊生涯,身份變成了山西黃土高坡上的一個農民,過著與北京完全不同的日子,干著土里刨食的農活,還要爬20多里的山路到深山里砍柴,120斤的柴擔讓肩膀腫痛難捱,唯一的舊棉衣的肩頭很快就磨翻出了棉絮……

  從1968年到1974年,我在下池村插隊共6年,銘刻于心的記憶不勝枚舉,其中后兩年當生產隊長的經歷,我想記憶下來。

  插隊四年后,破例成為生產隊長

  1972年秋冬,我當上峪道河公社下池家莊大隊第四生產隊隊長(當時形勢下稱為政治隊長),成為中國社會最低一級、并且不拿一分薪金的“領導干部”。而這個隊,是下池大隊6個生產隊中最為貧困潦倒的一個隊。

  其實我們剛到下池村時,我分在相對富裕些的第五生產隊,但一年后大隊就進行調整,動員知青支援貧困潦倒的第四生產隊。

  那時都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這個隊不僅壯勞力薄弱,而且人心渙散導致社員出工不出力,即使壯勞力一天掙滿10工分也就合幾毛錢,一年下來也掙不到100塊錢,連一家的口糧錢都遠遠不夠,所以會計的賬本上家家都欠著生產隊的錢。

  而生產隊也是個空架子,分了口糧、繳了公糧后也就剩下來年的種子,而繳公糧換回屈指可數的幾個錢,還得買化肥、農藥、雜交種子(我們那里主種植晉雜5號高粱,除了產量高毫無可取,而且每年要到種子站買雜交種子)等等,一分錢都沒得分給社員,其他隊的社員絕對沒有一戶肯轉到這個隊。

  

  王和(前排右一)與被動員到貧困四隊的知青合影

  大隊動員知青到四隊,無非就是看中我們這些好勞力,又不在乎在哪個隊一年的收入能多幾塊錢,所以,很快包括我在內的六七個知青響應了“大隊的號召”到了四隊。

  轉眼兩年過去,到了1972年的初秋我們已經插隊4年了。

  這時有人醞釀想選我來當四隊的生產隊長,并游說于我,被我一口拒絕了。

  我正心神不定,此時,四隊隊長張坦風卻堅決要撂挑子。這個山西大漢干農活是把好手,但就是指揮社員過于簡單而引發一堆怨言,結果累死累活也沒落好,一氣之下說什么也不干了。而且大隊、公社對這些不領一分關餉的生產隊長,因為沒有硬性約束力而一時束手無策。

  這時隊里有不少人建議讓我當隊長,原因也簡單:誰當隊長都難免給自己弄點好處,比如用隊里大車給自己拉點土蓋房呀,家里人出工時多記一兩個工分啦……前兩任隊長為此沒少招非議(其實像四隊這樣窮得就剩一屁股債的模樣,當隊長的即使想要“以權謀私”又能謀多點好處呢);而北京知青就不一樣了,沒家沒業又不打算在這兒發展,也不參與隊里一貫的姓氏之間的矛盾,不像村里人當隊長難免會為自己家庭家族多少牟些好處,說的冠冕堂皇些,就是知青能在復雜的矛盾中能保持些公正性。

  還有,我插隊以來干農活還真不惜力。初中在北京31中上學時曾酷愛單杠、雙杠等運動,天天和幾個好友比拼,等到高中進入人大附中,馬上就被招入校體操隊進行了更加系統的訓練,身體硬件還是不錯的。

  到農村后, 180斤一麻袋的玉米、高粱,200斤一麻袋的麥子,扛起來登上窯頂晾曬不在話下.

  特別是240斤一麻袋的綠豆,照樣也能憑借上學時練就的腰腿之力扛起來就走,這水平自然獲得村民的認可。

  還有,鋤地、割麥、打場、收秋、趕大車、掏茅廁、搖耬播種等等,我都毫不惜力去干。當時也沒想要爭什么,而且確實也爭不來什么,憋著一口氣就是不想讓村民看不起我們這些城市來的知青。

  再就是我和村里老鄉關系處得不錯,特別是很多年輕人都愿意和我們這些知青打交道,幾年下來交了不少朋友。而我因此前當了兩年保管員,和其他幾個隊也沒少打交道,人緣混得還算是可以的……

  為了自己能順利撂下隊長這個攤子,隊長張坦風便上上下下到處拿我說事,恨不得把我說成一朵花,中心意思就是我可以勝任隊長一職。

  沒想到這事兒竟被公社蹲點下池大隊的干部侯中山、武潤花(兩位對知青不錯)以及大隊書記張坦雄、大隊長朱學儉所認可,再加上對張坦風撂挑子的無奈,趕緊把情況匯報到公社,居然很快獲得同意我為汾陽縣的首個知青身份的生產隊長啦。

  

  (當隊長后的留影,右起:武潤花、裘季燕、張述貴、侯中山、老胡、王和)

  社員家家分上了從未見識過的菜籽油,一個個眉開眼笑,其他生產隊開始對四隊刮目相看

  那年,我還未滿24歲。由此,這個生產隊38戶人家、140多口人的吃喝拉撒,讓我這個外來戶一肩都得擔起來。

  既然當了隊長就得干點實事:一是別讓人太小瞧了我們這幫北京來的學生;二是年年要給政府繳幾萬斤公糧,隊里100多人月月還張口等著要吃要喝,壓力山大呀!

  好在我們隊有一個還算不錯的班子。

  副隊長張坦風:前任隊長,因凝聚力(人緣)差而堅決撂挑子,但干農活絕對一員虎將。他對我說:“你只要安排調度好,苦活、累活由我負責帶著大伙干。”

  

  王和(后排右一)與班子成員合影,(后排右三)為張坦風

  副隊長張述貴:主要管理牲口的使用,別的生產隊還沒有設這個職務的。張述貴堪稱軍師級人物,極聰明、點子也多,就是不愿意出面得罪村里那些人而一直拒絕當隊干部。

  他和我關系極好,表示:“你要當隊長,我就給你當這個牲畜隊長,既然干咱們還肯定讓四隊莊稼增收、還能干出點新花樣。”說實話,要沒有張述貴這位“能人”墊底,我還真不會接四隊隊長這個爛攤子。

  婦女隊長裘季燕:我的同班同學,名門之女,老爹為全國植保界鼻祖、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裘維蕃,而她自己在下池修理地球;生性一副混不吝的勁頭,我還讓她執掌全隊工分管理,人人敬畏三分。

  我當隊長在某種程度就是他們慫恿的。昏暗的煤油燈下,擠坐在只鋪著草席的土炕上,抽著8分一盒的“經濟煙”,這幾個人信誓旦旦表示“團結在王和身邊”給我打氣,這幾位之間不存在烏七八糟的鉤心斗角,只圖心順還都愿意干些實事。

  

  (2007年,王和與已是農科院著名教授的裘季燕留影)

  四隊窮得幾乎就是“一張白紙”了,曾經從其他5個生產隊動員來的知青,也所剩無幾,在這張白紙上努力畫吧,還要爭取畫出點新玩意。

  自我們到下池大隊以來,眼看著村民每年就是分點棉籽油、蓖麻油,而這兩種油按現在說法都含有毒素,但在那年月有點油星就寶貝得不得了,非年節或貴客上門根本舍不得動用。

  張述貴給我出新點子:“一直想在咱們這黃土坡上種點油菜花,只是沒有先例誰都不敢動手,我在別的公社看見過,那油菜籽出油量大,榨出的油可好吃了。”

  反復論證后,我們引進最新品種,選了村口最好的50畝地播下油菜花種籽。眼巴巴等來了油菜花開,50畝地罩上一片金黃,從沒見過這景色、這陣勢的下池村民們吃驚了……但我心里卻忐忑不安,萬一實驗砸了可咋跟社員們交代呢?

  我和張述貴幾乎天天都要到地里觀察生長情況,直到收獲后把油菜籽送到榨油廠,再從榨油廠把一桶桶菜籽油拉回隊里的庫房,核算后確實豐收了才把心放回到了肚子里。

  四隊社員除了慣常的棉籽油之外,家家還分上了從未見識過的菜籽油,不僅一個個眉開眼笑,村里其他隊也首次對窮呵呵的四隊刮目相看。我也沒敢把菜籽油全部分掉,庫房里還留存了三大甕1500斤,別的隊或外村聞訊都想換點品嘗,可以,2斤別的油換我1斤……再有,用油菜籽油還換回不少緊俏的化肥指標,為來年的大田施肥打下了基礎。

  從此,種植油菜花成了四隊的保留項目。

  四隊的牲口棚早已破爛不堪,老飼養員不止一次就找我磨嘰下“通牒”:“隊里的十幾口騾馬驢都在這里養著,萬一塌棚砸壞幾個我可不擔這責任!”我明白,這些牲口是生產隊集體經濟的命根,讓多少任的隊長個個發愁,都想修都苦于隊里根本沒有這筆錢。

  看著那岌岌可危的牲口棚,咋辦?我們幾人商量來商量去,就想辦法弄來些木材,白天夜晚加班奮戰,6間牲口棚很快見了雛形,老飼養員露出了笑模樣。

  我們還做了很多、很多、很多……

  1974年收秋結束后,我辭掉隊長離開下池村大隊,四隊收獲糧食多了些,集體財產多了些,但和全國農村一樣,依然是不可想象的貧窮!

  我雖然在這個山村只生活了6年,不過是70年生涯的一小節。但特殊的經歷、特殊的情感,讓我對這里的山水這里的人,50年后依然念念不忘!

  山還是那樣的山,地還是那么多的地,可農民活的方式不能不讓我一驚。過去是生產隊長們逼著大家從早干到晚、從年初干到年底,就連誰需要上山砍擔柴、出門辦點事,都得隊長批準才行……就這么干結果還是吃不飽、穿不暖、沒錢花……

  此時人們變了,似乎“捎帶手就把地里活兒干了”,一年中得有三四個月閑著,沒事就打牌、搓麻、串門、聊天;可地里莊稼楞比七十年代我當隊長時天天累死累活時長得好、收的多,家家基本都是細糧當家了。

  我們當年插隊時連牲口都不愛吃的“晉雜5號”高梁難見蹤影——那可是我們當年的主打食品。我在村里住了兩天,想再回味一下苦澀難咽的高梁面“擦夾”,走了七八家楞沒找著高粱面,招來的是不解的疑惑:“現在誰還愿意吃那個呀……”

  怎這么邪門!村里人給我解釋,其實就是把集體的土地分給了各家各戶,生產關系發生了本質的變化,農民干起活來不用揚鞭自奮蹄。

  當然,輕閑不等于福,于是村里零星有人開始走出山村求發展了。

  重新審視我當隊長的兩年,累死累活究竟干了啥?當然,作為集體經濟的運行的執行者,當年大勢如此我也無需有愧……

  至于現在,我插隊的村莊變化更大了:村邊修上了鐵路,曾經光禿禿的村口立起來牌樓,當年的舊屋襤窯或廢棄或翻蓋,村里也停上一輛輛的私人汽車了。

  我雖然在這個山村只生活了6年,不過是70年生涯的一小節。但特殊的經歷、特殊的情感,讓我對這里的山水這里的人,50年后依然念念不忘!

  (作者為《北京日報》原政法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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