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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肩擔道義 半生付一諾

來源:中華兒女新聞網編輯:李如是作者:韓云 王永潔

  對于一個律師,42歲的年齡是事業上的黃金期,而她——中國第一位參與民間為中國“慰安婦”及被強擄赴日勞工索賠的公益律師康健,從這個年齡開始,懷著對“二戰”中飽受摧殘和傷害的同胞的深深情感,拖著疲憊的身體和備受煎熬的身心,頂著一些人的猜疑和非議,奔走在偏僻泥濘的鄉村小道上,50余次往返在與日本政府、企業交涉及法庭辯論的路上,只為伸張正義、討還公道。從42歲開始到65歲,從滿頭青絲到兩鬢斑白,這位堅韌執著的女律師,在為中國的“慰安婦”、勞工索賠的戰場上整整堅守了23年。

  一個回應踏上索賠路

  1995年9月,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康健作為非政府組織代表參加了大會。

  會議期間,中華全國律師協會組織了一個中日兩國女律師代表座談會,會議將要結束的時候,參會的日本女律師大森典子突然提出了會議議題之外的話題,她說:日本有一些律師想幫著中國的“慰安婦”起訴日本政府,但是作為外國律師在中國做有關調查十分不便,希望中國律師給予支持。

  她的話題一提出,中方代表都停頓了,大家相互看了一下,接著就是幾十秒的停頓,這個幾十秒使人感覺時間很長,沒有任何人發言。事先提出的工作紀律大家都在認真遵守,也使他們一時不知怎樣來回應這個希望。

  停頓中,康健在思考,當時只是感覺到:一個法律的問題都不回應是不合適的,最起碼是不禮貌。康健硬著頭皮說:作為一個訴訟案件,我們中方律師給予協助不是不可以。康健當時回應她主要考慮的是基本的道理和禮貌。

  日本律師聽了后相互看了看,表情上都非常高興。

  會后在送別日本律師時。大森典子律師特意到康健面前,一邊握手一邊不斷地說:非常感謝、非常感謝……康健以為她是在客氣,也就是禮節性的做了回應。會后,康健也向全國律協吳秘書長詢問:我剛才在會上這樣的表態有沒有什么問題?吳秘書長說:“沒關系,說了也就說了。”這次會議結束后沒兩天,世界婦女代表大會也結束了。康健和大森典子律師沒有再見面,也沒有聯系。康健以為這件事也就過去了。

  一個多月后,大森律師按照交換名片上的信息給康健發了個傳真,大概意思是想專程到北京來商談關于“慰安婦”問題的調查。看了傳真,康健感覺日本律師對這件事情是認真的。便向北京律師協會會長周納新做了匯報。周會長表態說,先談一談吧,接觸一下也可以。這樣,康健就給大森典子律師做了回復,約她在10月底左右到北京談。

  大森律師來后,康健向她詢問了最關心的問題:“你們起訴日本政府,作為日本律師為什么要這樣做?”大森律師說:“主要是考慮到人權保護,這樣的問題應該解決。”康健接著提出要看看他們初步調查后的有關材料以及起訴書。她答應了。

  談完后,大森律師提出要和康健照張相。這當然可以了,作為來訪的律師留個紀念,太平常了。兩人在書柜前留了張合影。

  一年多之后,有了一段時間的合作經歷,大森律師告訴了康健這張合影的“秘密”。在中日女律師座談會上,雖然康健回應了她的希望,但是沒有照相。在初次談話后,她要把康健的形象帶回去,讓其他為中國戰爭受害者訴訟的日本律師看看康健是個什么樣的人,她說日本律師看完后都覺得康健律師很可信。康健笑了,大森律師是把她帶回去讓日本律師相了個面,但康健也真實地感到,一年多的合作經歷使他們感到她是可信任的,不然也不會把這樣一個“秘密”坦誠的告訴我。

  過了一段時間,大森律師發來傳真告訴康健:他們作為訴訟的律師團團長和干事長共五六位律師準備到北京和她進一步商談。出于律師的職業敏感,康健知道到了雙方都下決心的時候了。

  考慮到當時參加世界婦女代表大會時有關方面要求大家對“慰安婦”問題不介入,康健又找周會長談了自己的想法:我們若拒絕日本律師的提議好像沒有任何道理,中國律師在這之前也與外國律師有一些協作。對這樣一起訴訟案件的協助都拒絕,說不過去;這也是一個人權保護的問題,人家在幫我們中國人做,我們自己還不做,人權保護從何談起?周納新會長說:“行,你就先做吧。有什么事及時匯報。”過后想起來,周會長還是很有眼光、很有魄力的,她這樣的表態在那個時候也是要頂著風險的。

  這樣,康健答應了大森律師與他們再次會談。到了12月中下旬的時候,他們來了3男、3女共計6位律師。三位男律師分別是尾山宏、小野寺利孝、渡邊春己。渡邊律師當時參與細菌戰、南京大屠殺及無區別轟炸案件;3位女律師是野上佳世子、伊藤美沙子、大森典子。大森律師是“慰安婦”案件律師團的團長。交談中康健了解到,日本律師為了中國戰爭中受害人員的索賠,組成了“中國人戰爭被害賠償請求事件辯護團”,尾山宏律師是這個律師團的團長,小野寺律師是律師團的干事長,也就是我們中國人通常說的秘書長。后來尾山宏律師還被評為我國中央電視臺主辦的2003年度十大最有影響的人物中唯一的外國人。

  交談中,尾山宏律師談起了中日聯合聲明。中國政府為什么放棄戰爭賠償?他感到不可理解。他要康健談談自己的看法。對于他談的問題康健沒有一點思想準備,康健沒有想到一個日本律師對中日聯合聲明這么關注,和大多數中國人一樣,當時康健還真沒有認真研讀過中日聯合聲明,具體的條款就更記不清楚了,但放棄了戰爭賠償,還是有印象的。

  康健說,從律師的角度想,當時中國政府從中日兩國的大局出發,放棄了賠償。但她不認為是全面放棄,作為受害者個人還是有權主張的,個人權利和國家的權利是有一定的區別,這是一個基本的概念。康健把自己對中日聯合聲明的初步理解向尾山宏律師作了回答。

  尾山宏律師說,他也是這樣認為的。他還談到日本政府對待歷史問題的一些消極的做法,康健當時感覺他像一位政治家。

  回家后,康健認真地看了中日聯合聲明,該聲明第5條明確地寫著:(五)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

  康健放心了,中日聯合聲明中沒有提到放棄中國國民個人有關戰爭賠償的權利。后來康健聽說,在這一年(1995年)3月的全國人大會議上,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外交部長錢其琛在參加全國人大小組會議時,回答一位代表的提問,表明了中國政府的嚴正立場:“《中日聯合聲明》并沒有放棄中國人民以個人名義行使向日本政府要求賠償的權利。”康健的理解是對的。

  這次交談后,康健與日本律師確定了合作關系,日本律師給康健發來了委托協議。康健就正式走上了這漫長的索賠歷程。

  調查上千人次,證據材料足有百公斤

  既然要進行訴訟,就要對被害者進行調查取證,用事實說話。

  在日本相關法院提起訴訟的中國“慰安婦”案一共4起,康健參與了其中3起的調查和訴訟,勞工案14起,康健參與了其中11起的調查或訴訟。每起案件從一兩個人到數十人不等。從1995年開始至今,康健先后無數次無償或自費到山西、河北、山東、河南、海南、遼寧等地的數十個縣鄉對勞工、原“慰安婦”進行調查取證。調查時,康健發現事情并非如她所想,這與一般律師調查一點都不一樣。冷冰冰的歷史資料對中國“慰安婦”及被日本軍人強擄去的勞工少有記載,缺乏調查對象的姓名、住址等基本情況,康健與她的助手只得劃定省份,再去找檔案,挨鄉挨村地去打聽,簡直是大海撈針,有時候挨村走訪三四天都找不到一位。

  她參與調查的勞工有200位,其中多數是她和助手跋山涉水到勞工的家里調查取證的,少的一次,多的三、四次。最難的是對原“慰安婦”的調查取證。面對這樣一個身心受到極大傷害的特殊群體,每次開口,內心都伴著劇烈的疼痛,山西對老年婦女一般叫大娘,海南一般稱呼阿婆,在康健內心深處,對她們的稱呼已經不是晚輩人對長輩人的尊稱,更像是家人發自內心的呼喚。直到現在,康健每每向人提起這些事,說出大娘、阿婆時還是會眼眶濕潤。

  “慰安婦”受到的傷害不只是肉體上的,加上世俗的偏見,這種偏見已經深入到她們的骨髓,伴隨她們的一生。只要觸動到這根神經,就會產生劇烈的反應。康健的第一個調查對象,是山西一位姓劉的大娘。這位大娘給康健的第一印象就是很愛干凈,屋子里收拾的很利落,窯洞內壁都抹了白灰,顯得很亮堂。

  大娘本人長的很白,可以看出她年輕時一定很漂亮,也一定是個很勤快的人。大娘告訴康健她們,她是家里唯一幸存的女兒。她現在住的窯洞就是當年她被抓走的地方。康健心里忽然有一個感覺,大娘對住房細心的收拾,會不會是盡力要抹去傷心的記憶。大娘對康健說孩子們都不知道她過去的事,在調查時她的孩子們自然也就不在場了。

  在劉大娘家的炕上,康健她們和大娘對面而坐,在介紹了康健的身份和此行目的后,就開始談起來。剛談了幾句,大娘就放聲哭了起來,康健嚇了一跳,那真是撕心裂肺的哭聲:“見不得人啊!我一輩子都不是個人啊!”她一面哭一面向康健她們述說受害的經過。

  這是康健第一次親耳聽受害人的述說,隨著她的講述,眼淚在康健的眼眶里晃,她就使勁的忍著。意識告訴她,我是來做調查的,錄像機還在旁邊錄著呢,不能太隨感情左右。

  她就一邊忍著,一邊提問。大娘告訴她們:日本人抓我的時候,我還不到16歲。大約是農歷三月的一天早晨,日本人到羊泉村,堵住了我們家門,進來兩個日本鬼子和三個漢奸,進門就往外攆我們,說是要去開會,將我們攆到場院里。到了場院,一看有二三十人,我父母也在。日本人都帶著槍,一同抓了我們同村3個女的,一個叫劉××、一個叫馮××,她們兩都結過婚了,我還是個閨女。日本鬼子要把我們抓到進圭村去,我哭著不肯去,鬼子就用槍托子打我,一下就把我的左胳膊給打斷了,一直到現在都無法端碗。日本人用繩子綁著我們三個,牽著走。用刺刀頂著我們,不走就用刺刀刺。進圭村是當時日本人比較大的據點。到了那里后,日本人就把我關進了一個里外兩間的小窯洞,把門鎖上,門口有人看著。當天下午,兩個日本兵就把我禍害了。我反抗,他們就用毛巾堵我的嘴,我胳膊也疼,一點辦法都沒有。到了晚上他們又把我押到炮樓,那里的日軍隊長繼續對我豁害。以后的40多天里,每天都有幾個日本兵來禍害我,我反抗就打我的臉。后來我病了,臉和身子都腫了,肚子也痛,動都動不了了。進圭村有我的親戚,告訴我父親說我病的不行了,讓快想法子接回去。我父親到處借錢送了禮后才將我接走。接的時候日本人還講,養好病后還得回去。我病的坐都坐不住,是父親用毛驢馱回來的,我只能趴在驢背上。在家養了一段后,身體有了好轉,我就躲起來了。后來聽鄉親講,日本人又來抓我,他們沒有找到。”

  大娘還告訴她們:因為有了那事(被日本鬼子強奸),難以出嫁。后來找的丈夫也是二婚的,丈夫死后沒有了經濟來源。大娘的胳膊由于被打傷,干不了重活,一直靠大兒子照顧著,大兒子為了照顧大娘也沒有成家。

  調查進行了一個來小時。康健告訴大娘,我們這次調查就是為了向日本政府起訴,讓他們給你們賠償、謝罪。大娘睜大雙眼看著康健:“日本政府能嗎?我也不認識當年害我的那些人了。”康健告訴她,“不是要找當年強奸你的那些人,責任人是日本政府,要他們來承擔這個責任。”大娘說:“那行。你們是北京來的,我相信你。”

  當康健再問大娘還有什么想法時,大娘說:“如果能讓我去日本,我想親自對他們講講這事兒,講講日本人的罪行,讓日本人都知道我受的苦。”大娘在交談的時候雙手一直都是緊緊地攥著,康健可以感覺到她攥著的是羞辱啊、氣憤…說不清楚的各種感覺。

  每調查一個這樣的受害者,康健便會痛如刀絞,讓她內心飽受煎熬,幾天都吃不下飯。很多時候,飽受欺凌的受害者會把那種屈辱當做一種見不得人,說不出口的事,把頭深深地埋進懷里,膽怯到不敢看人。

  康健苦口婆心地對受害者進行長時間的心理疏導,消除她們內心深處的恐懼,有時直到第二、第三次登門,受害者才開始哭訴。對每個調查對象不僅要拍照,還要錄音、錄像,因為這才是最有說服力的第一手資料。一個調查對象一次最少需要兩個小時,平均每個調查對象要進行好幾次,一次又一次地對調查材料進行補充和完善。

  不僅調查取證難,由于調查對象大多生活在偏僻、閉塞的窮鄉僻壤,調查的道路同樣充滿著艱辛,由北京日報出版社出版的康健自述的《索賠》一書,對道路的艱辛有著這樣生動的描述:山里的晚上,和城里大不一樣,我這才知道什么叫伸手不見五指。山路上就我們一輛車,遠光燈打開就像過年小孩玩的小燈籠,照到路上根本就沒什么亮。雖然那天星星月亮還都可以看見,但是周邊還像是被一口大鍋扣著。好在基本按計劃辦完了一天的事,又有到縣城后有口熱飯的期盼,心里多少還是有點輕松。雖

  說到了3月份,山里的晚上溫度還是很低,白天山路上的雪水化了,天一黑,馬上就凍成了冰溜子。車子搖搖晃晃地爬行,走到了上坡的冰面上,約五六十米的一段路全是冰,車根本就開不上去,直往下溜。司機讓我們全下車,叫我們拔點草,找點石頭墊車輪子。我穿著棉靴子踢了踢路邊的石頭,根本就踢不動,石頭全和土凍一起了。禿山坡上也只能拔出幾根毛草,草也和土凍一起了,幾根毛草墊在車輪下面毫無作用。司機很有經驗,他怕大燈開的時間長了電會用光,只能開小燈,這樣我們就更不可能到遠處找石頭和草了。看著眼前的情況,司機說:“算了吧,大家把外衣脫下來,墊著車輪子,我開車,你們在后面推!”我和小龐沒經歷過這個場面,還有點新奇。也就按司機的說法做了。我當時穿的是帶棉夾層的風衣,小龐脫下了棉外套,我表弟也脫下了外衣,連司機也把外衣脫了。按照司機的要求,我們把幾件衣服墊到車輪下,他坐在駕駛室里緩慢地開車,我們幾個在車后推。車子一米一米地往前挪。前行中車輪不停地打滑,有時還倒退,每退一下,我們心里都是一驚。司機在駕駛室里大聲的指揮著:推!停!前進一點,我們根據司機的指揮不斷把衣服從車輪后撤出墊到車輪前面。一會兒,我們也有經驗了,再撤出衣服在車輪前面鋪開時,我們就盡量地將衣服展開,爭取一次能多前進一點。那段冰路也就五六十米,我們走了將近一個小時。幸虧是山西當地的司機,要是北京的司機,我想就懸了。車開出冰路,我一看司機,哇,只穿了件跨欄背心,頭上還都是汗。我雖然脫掉棉風衣,但是還穿著毛衣和外套呢。那天估計也是零下十幾度呢,我說小伙子你火力夠壯的啊,他只是說:“沒事。我們走吧。”語氣中還帶著對我們的安慰。到后來我學會了開車才知道,那是緊張啊,再熟練的司機也不會常碰見這種情況。離開冰路沒走多遠,車子咣當咣當有節奏地響起來。我急忙問怎么回事,司機說,可能輪胎被冰磨爆了。稀奇事都讓我們趕上了,冰能把輪胎磨爆?司機向我們解釋,冰的棱角不斷磨輪胎,可能還有上凍的石頭,輪胎受不了啊。可見當時天是多么的冷。下山的路顛簸的非常厲害,車上備用的卸輪胎的拐把也不知顛到哪去了。司機無奈地說,下山再想辦法吧。我們只好慢慢的開。到了夜里12點多鐘,在山角下路過一個工廠,正好趕上工廠員工下夜班,工人們從廠子里出來。司機看見就說,有工廠就會有車,找他們借一個拐把把備用輪胎換上。司機就和張雙兵兩人到工廠去了。很快他們就回來了,兩手空空。我們很奇怪,司機說人家不理他們。我怕車子繼續開不安全,就和小龐到工廠傳達室,我們向傳達室老師傅說明了情況,一聽說我們是北京的,老人家很客氣地說:“剛才來了人要借拐把,這么晚我以為是兩個賴小子,我沒敢理他們。”我們聽后笑了,心里說,北京來的還是管用啊。一邊急忙告訴老師傅,那兩個人是我們請來幫著開車辦事的。“那行!”老師傅很痛快地答應了。進去就把他們的司機找來幫助換好了輪胎,我們又繼續往縣城走。進到城里,大概已是凌晨兩點了。從晚上八點離開高莊村到凌晨兩點到達縣城,二十里路走了六個小時。太難走了,這種感受終身難忘。

  康健進入勞工索賠案件的調查,純粹是出于一種責任感。1996年7月份她帶著劉××、李××兩位大娘到日本出庭。中午休息的時候,在東京地方法院的休息區碰到了劉連仁和他兒子劉煥新。劉大爺是來做出庭準備的,他先來法庭看看,熟悉下環境。劉連仁話不多,老人家給人的感覺飽經滄桑,是個很堅強的人。康健與父子倆簡短地交談了幾句,這也是康健第一次接觸勞工。

  那次出庭后,在與日本律師交流出庭的情況時,小野寺律師向康健介紹勞工訴訟的情況。勞工的訴訟案件小野寺律師他們也在做,但是仍然存在調查不方便的障礙,目前只是把劉連仁的基本情況調查完了,其他的調查只限于少數的勞工,材料很缺乏,很希望從當時在華強擄勞工的每個日本公司中選擇出5位受害幸存者,征得他們同意后作為原告到日本法院起訴。

  小野寺律師提出想讓康健協助他們做勞工案的工作。因為勞2003年1年14日康健(左一)及中國勞工案支持者冒雪進入京都法院工案涉及大量的調查工作,他們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人,就向康健提出了這個請求。由于這次到日本參加開庭及相關活動的過程中,康健特別感受到這些日本律師和支援團體的成員很真誠地幫助中國的受害者,投入了非常大的精力,全力以赴地來辦理這個事情,康健認為,中國受害者向日本政府及相關日本公司提起索賠的法律事務交給這樣的日本律師辦理,是可以放心的,作為中國律師康健也愿意協助進行調查工作。既然“慰安婦”案的調查工作都做了,勞工案的調查應該沒有更多的問題,因此康健也沒有更多的猶豫,當即答應與日本律師合作參與辦理勞工案。

  在商量如何進行調查時,康健提出,希望日本律師能提供他們已掌握的信息。小野寺律師告訴康健有當年日本強擄中國勞工的名簿,完全可以提供。對勞工索賠案的參與也就是這次答應的,那是1996年的7月份。

  回到北京沒有多久,森田太三律師來到北京,約在天橋賓館一層大廳見面。在賓館大廳,康健見到森田律師很吃力的提著一包資料,原來這就是他們提供的勞工名簿材料。森田律師告訴康健,這就是勞工名簿。看著他帶來的三大本勞工名簿,康健的第一反應是——調查量可是夠大的。

  森田律師介紹說,日本律師打算先做幾個公司,鐵道工業建設、住友……等幾個企業。三大本名簿,幾萬人的姓名。在之后的被日本強擄勞工訴訟中,康健深切的體會到這份名簿的分量。名簿中的勞工與家人生離死別;有的已慘死在日本;僥幸回國的幸存者也是帶著難以治愈的創傷。從最初接過勞工名簿感覺到名簿分量的沉重,直到后來從心底轉化為為勞工討回正義和尊嚴所擔責任的沉重。

  在康健的記憶里,始終不斷地回放著這樣一個場景,是一位老勞工站在路邊等待的場景。

  有一次,一大早康健和助手到河北的農村去走訪,上午9點左右打聽到一名叫張寶恒的勞工,她讓人們轉告他下午1點半在村口等她,因為她們按計劃要趕到八、九里外的山里去調查以為勞工。豈料道路非常難走,有一段路汽車不能通行只能步行。在山里的調查結束返回位于路邊的村口時已經是下午三點多了。康健遠遠看見有一個老人坐在路邊,耳朵凍得通紅,鼻子上竟然結了一層薄霜。看見有車過來,老人就沖著車大喊起來:“你們是從北京來的嗎?”這個老人就是張寶恒。他在下午一點的時候,就已經在村口的公路上張望,他說:“我等了一輩子,盼了一輩子,就巴望著有人幫幫我,為我以前受的那些罪說句話。”康健說“我們身處第一線,我們聽得到他們的聲音,他們所受的苦難,我們的努力關系著上千人的等待與期盼,那是太真切的感受。”

  23年,康健為索賠整理的各種文字材料有上百公斤重,這些材料全部有中文和日文兩個版本,有的還被譯成英文,難以想象康健為此投入了多大的精力,付出了多少心血啊!

  “慰安婦”案件敗訴,引起國際社會強烈憤慨

  據不完全統計,從1991年至今,亞洲各國原“慰安婦”被害者要求賠償并在日本判決的案件至少有9例,然而,所有的案件在終審時均以敗訴被駁回告終。中國“慰安婦”索賠案,一共分四批在日本進行了訴訟,康健參與了其中的三批。

  第一批、劉××、李××等4位原告

  1、1995年8月7日,在東京地方法院就戰時被日軍強擄作性奴隸而起訴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賠禮道歉并賠償。

  2、2001年5月30日,東京地方法院一審判決,未認定事實,僅以主體、時效及國家無答責為由駁回原告起訴。劉××等原告遂上訴至東京高等法院。

  3、2004年12月15日,東京高等法院二審判決,認定了劉××等人被日軍監禁并持續強奸的事實,但仍以時效、國家無答責為由駁回劉××等人的上訴。劉××等遂上訴至日本最高法院。

  4、2007年4月27日下午,日本最高法院第一小法庭未事先通知當事人,僅口頭通知日本律師,之后發一紙通知以“不受理”為由了結此案。

  第二批、郭××、侯××2位原告

  1、1996年2月23日在東京地方法院訴日本政府,要求被告公開謝罪,賠償每位原告2300萬日元。

  2、2002年3月29日一審判決,首次確認了日本侵略軍對中國婦女實施性暴力的侵害行為,并確認了由此對中國婦女造成的侵害后果至今仍在持續。這點明顯有別于2001年東京地方法院做出的完全無視事實的“5.30”判決(指對劉××、李××、周××、陳××案的判決)。但以國際上不承認個人對國家直接主張損害賠償的請求權及超過時效為由,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3、2005年3月18日東京高等法院二審判決,維持一審判決。

  4、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在當日上午對中國勞工訴西松建設公司損害賠償案作出終審判決,支持了日本公司推卸責任的主張;下午2:00對郭××、侯××訴日本政府損害賠償案作出終審判決,駁回郭××等人的上訴,以中國政府在中日聯合聲明中已放棄包括個人要求賠償的請求權為由,免除了日本政府的法律責任。

  第三批、萬××等10位原告(康健沒有參加)

  1、1998年10月30日在東京地方法院起訴;

  2、2003年4月24日一審判決,之后原告上訴至東京高等法院;

  3、2005年3月31日二審判決,之后上訴至最高法院;

  4、2005年11月18日最高法院駁回上訴

  第四批、海南島林××等8位原告

  1、2001年7月16日在東京地方法院訴日本政府,要求被告公開謝罪,賠償每位原告800萬日元,之后變更為2300萬日元。

  2、2006年8月30日一審判決,判決認定:戰爭中,日本軍在海南島設置了“慰安所”。對原告每一個人被日本軍人綁架,被監禁到“慰安所”后連日被反復強奸這一極為惡劣的加害與被害事實給予具體和明確的認定。該判決在戰前被告日本政府的法律責任上,一方面承認不法行為性,另一方面又以戰前天皇制下的國家無答責理論來免其罪責,不追究日本政府擱置不解決的責任,認定因長時間不行使權利使權利消亡(超過時效)。

  3、日本最高法院2007年4月27日有關對中國戰爭受害者訴訟的幾個判決,“請求權放棄”成為日本政府推卸責任的擋箭牌。此時正是海南慰安婦案二審期間,受害者代理人提出對受害者進行精神損害鑒定,日本政府代理人反對。理由是,最高法院已做出中國人請求權已放棄的判決,法院不必再審理。但法官認為仍有必要鑒定,同意了我方的請求。

  4、2009年3月26日東京高等法院二審判決,明確認定了侵華日軍對原告犯下的罪行,同時對原告精神鑒定的結論也予以認定。但還是以“本案受害女性等人對被上訴人以本案加害行為為由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由于日中共同聲明第5項而被放棄、喪失了審判上訴求的權利。”為由駁回。原告隨即上訴。

  5、2010年3月2日,日本最高法院駁回了海南島林××等受害者的上訴。

  面對日本法院荒謬不公的判決,受中華全國律師協會、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中國人權發展基金會的委托,康健起草了對該判決的抗議聲明,經修改后發布。對日本東京地方法院的不當判決表達了我們的立場。

  聲明

  2001年5月30日下午,日本東京地方裁判所對在日本侵華戰爭中的中國受害婦女的索賠訴訟,做出駁回起訴的判決。對于日本司法當局這一公然踐踏法律、藐視受害者、無視人權的做法,我們感到十分震驚。

  眾所周知,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日本軍國主義者悍然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亞洲和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在那場罪惡的戰爭中,幾十萬婦女被劫擄為“慰安婦”。日本軍國主義的這一嚴重罪行,極大地摧殘了廣大婦女的人格尊嚴和身心健康,并給她們留下了難以愈合的心靈創傷。

  面對中國受害婦女的索賠訴訟要求,以及她們的血淚控訴和如山鐵證,東京司法當局將公平、正義、公理等司法準則拋諸腦后,置國際輿論、正義呼聲于不顧,置深受戰爭之害的中國人民的感情于不顧,公然作出上述錯誤判決,這一作法,無視事實、無視法律、無視人權,再次嚴重傷害了中國受害者,同時也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對此,我們表示強烈憤慨。

  對于東京司法當局的這一錯誤判決,中國受害婦女理所當然地提起上訴。我們對她們的上訴主張表示支持,同時對秉承正義、和平和維護人權的理念,支持和幫助中國受害婦女進行訴訟的日本友好人士和律師表示欽佩和感謝。對中國律師和有關人士所做的大量工作表示支持和贊賞。

  “慰安婦”問題是中日之間的重大歷史遺留問題之一,我們要求日本有關方面正視歷史,真心誠意地進行反省和道歉,并負責任地予以妥善處理。一個敢于正視自己不光彩歷史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而政府對之責無旁貸。

  我們將密切關注此案的審理。我們將為維護中國受害婦女的合法權益而繼續努力。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

  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

  中國人權發展基金會

  2001年6月19日

  第二天,人民日報刊發了全國律師協會等團體發表聲明的消息,介紹了訴訟的有關情況。

  日本法院對亞洲各國“慰安婦”訴訟的不公正判決,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強烈憤慨,2000年12月8日,一個特殊的審判在日本東京進行。曾經有人把這次審判活動叫做模擬法庭,實際這并不是模擬法庭,而是參照國際法院的審判模式進行的一次國際性的民間審判。也有不少媒體把這次審判稱之為“世紀末的審判”。參加審判的法官由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和非洲的法官組成,還有檢察官團,首席檢察官是美國人,她在國際刑事法院擔當過檢察官;中國大陸及臺灣、菲律賓、韓國等國家和地區也組成了各自的檢察官團,作為各自控方的代表。被告分別是日本裕仁天皇,岡村寧次、松井石根以及戰爭期間侵犯亞洲各地的日本主要指揮官。康健作為中國檢察官團成員之一參加了這次審判活動。

  在法庭上,有兩名原日本軍人出庭作證。他們詳細講述了自己和部下在侵華戰爭中對中國婦女犯下的罪行。當法庭詢問:你怎么看當時的自己,為什么要在這里作證?證人說:“如果我們都不談這個事情,戰爭的事實,性暴力這個事情的確很難開口,所以要作證人的極少。大家都不說,就不能傳達真正的戰爭面貌。我想我把真正的事情說出來,一定要給后代留下來。所以雖然感覺很害羞,但是一定要說出去。”對他們的證言,全場報以長時間的掌聲。康健覺得,這才是真正有良心的日本人,這才是真正的反省!

  2000年12月12日,“侵害女性的國際戰犯法庭”主審法官嘉瑞拉·科·麥克唐納做了宣判:日軍當年有組織的進行強奸,性奴役,有20多萬受害者,我們將這一事實告知全世界。日本政府雖然接受本法庭召喚,但沒有任何反應。全體法官遵照國際法庭的慣例,雙方沒有同時出庭,法庭依據證據做出判決。

  法庭認為:日本天皇對性奴隸的罪行,特別是在南京大屠殺中性犯罪的發生,他肯定是知道的,而且對日軍“慰安婦”的制度,他也一定知道,他是處于掌握這個信息立場上的人,他完全有必要制止犯罪的發生,但他沒有采取措施。對在戰爭期間的所有犯罪,我們認為日本天皇應當承擔責任。而且我們法官對于日本國的國家責任,對于“慰安婦”這個問題,我們認定日本國家是有罪的,日本國政府是有罪的。

  盡管是民間審判的一份判決,但對于受害者來說,也是莫大的安慰。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受害者一起站在審判區,眼含熱淚、高舉雙手、熱烈歡呼。

  2006年,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和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共同成立了中國原“慰安婦”受害事實調查委員會,連續三年陸續發布了3個階段的調查報告,其中包括新發現的受害幸存者、原日軍慰安所、部分歷史檔案及五十多名日軍戰犯涉及“慰安婦”的部分口供摘錄。2017年8月12日,中國原“慰安婦”受害者對日索賠訴訟案的最后一位幸存受害者黃有良離世。中國大陸24位日軍原“慰安婦”幸存者原告,全部含恨離世,沒有等到一句道歉,沒有得到一分錢的賠償。現中國大陸在世原“慰安婦”不足20人。

  訴訟的過程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2014年美國參眾兩院一致通過《“慰安婦”問題預算法案》,美國國會首次將慰安婦問題納入正式法案。“慰安婦”議案是日本裔美國眾議院邁克本田2007年牽頭提出的,要求日本政府為二戰期間強征亞洲其他國家大約20萬婦女充當日軍性奴隸的行為正式道歉。

  2016年10月22日,中國“慰安婦”歷史博物館在上海師范大學舉行開館典禮,博物館門前樹立了兩尊“慰安婦”雕像,僅這兩三年世界有十幾個國家和地區建立的“慰安婦”雕像,總數超過60座。

  勞工訴訟案的艱難對決

  從參與“慰安婦”案及勞工案,到訴訟結束時,康健已經超過50次去日本,不是去法院出庭就是到相關日本公司交涉。戰時曾奴役中國勞工的日本公司絕大多數非常傲慢、無理、驕橫,甚至可以說是有些野蠻。他們對待中國勞工的這種態度,跟大家看到他們要來中國做生意時的表現截然不同。

  中國勞工及“慰安婦”受害者在日本法院的訴訟,2000年之前日本相關法院作出的判決連基本事實都不確認,直接以超過時效,個人不具有國際法意義上的主體資格及“國家無答責”為由,駁回原告的訴求。原告及中、日律師和日本支援團體并沒有退縮。從2000年開始,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對日本相關法院的不當判決都發表了聲明,同時公開表示對中、日兩國律師的支持。面對這種判決,受害者不僅憤慨,而且表示:只要我們活著,就要和他們斗爭。原告的這種堅定信念,激勵著康健她們。經過中日兩國律師的努力,日本支援團體的不懈支持,在2001年7月16日,劉連仁案件的判決出現了一些轉機。劉連仁起訴的是日本政府,東京地方法院一審判決劉連仁勝訴,原告要求日本政府賠償2300萬日元,法院全額支持。并對劉連仁被強擄為勞工的事實全面認定。但是,并未判令日本政府對其在戰爭時期強擄中國勞工承擔責任。

  判決是以劉連仁逃到了深山,在1945年戰爭結束之后,這期間沒有任何人來尋找他,日本公司不去管,日本政府也不管,沒有人來過問,你跑了就跑了,任你死活。一直在山里待了十三年,直到1958年才被獵人發現。劉連仁走出深山的時候,都不會說話了。法院是以日本政府戰后救助不力,判令其承擔責任。康健覺得法官還是給日本政府留了面子。不管怎么說,支持了原告的訴求,算是勝訴。

  劉連仁案宣判的那天,康健和劉煥新(劉連仁的兒子)一起參加了,宣判前并沒想到勝訴。法官宣判完畢后,律師及旁聽席支援會的成員都情不自禁地相互握手或鼓掌。大家很快的走出法庭來到法院門口,把勝訴的消息告訴在門口等候的支援者。

  當時大家都特別高興、特別興奮,支援會的持永伯子興奮地都哭了。雖然康健沒有表現的那么動情,但是在內心那種高興是無法形容的。這份判決讓康健看到了這位日本法官的良知和勇氣。

  遺憾的是,劉連仁老大爺沒有看到這份判決,他在判決的前幾個月已經去世了。

  雖然法官在判決中沒有追究日本政府戰爭期間的法律責任,但在判決中確認了強擄中國勞工的事實,對正在審理的其他勞工案件將起到不可估量的積極作用。判決的當天,日本政府就表示要上訴。

  在這之后,2002年4月26日,福岡地方法院對劉千、張寶恒等15位原告起訴三井公司和日本政府案件,作出一審判決,法官從公平和正義的角度沒有支持日本政府和三井公司對原告訴求所做超過時效的答辯,判決確認了日本政府與相關日本公司所屬的業會共同策劃共同實施了強擄勞工,中國勞工在殘酷的條件下從事重體力勞動。但沒有判決日本政府承擔責任,從違反安全保護義務角度判令三井公司向原告每位補償1100萬日元。不過,認定了日本政府和日本公司共同策劃共同實施了把中國勞工強抓到日本的行為,這一點是很有意義的。

  2004年3月26日,新澙地方法院作出一審判決。這個判決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東京地方法院在劉連仁案判決中是以日本政府戰后救助不力判令其承擔責任;新澙地方法院判令日本政府和新澙臨港集團承擔責任的前提是,首先確定了日本政府、日本公司共同策劃了強擄中國勞工的行為,中國勞工在日本遭受了非常殘酷的虐待。

  在有關中國勞工遭受殘酷虐待這一事實方面,全面支持了原告一方的舉證。新澙律師團的律師不僅在訴訟中列舉了原告的陳述,還查出了1944年、1945年這兩年新澙地區的天氣預報記錄,天氣預報顯示當時冬天的氣溫是很低的,下的雪很大,有時是一兩米深,中國勞工穿的是單衣,在這種情況下,還要承擔高強度勞動。

  法官在判決中確認:雖然供給一天3頓飯,但是其內容只是一頓飯就有兩個饅頭和有時再加點蘿卜纓子咸菜的程度,其分量及營養平衡都很不夠充分,從事碼頭裝卸工作應提供的保持營養平衡的飯,至少要提供一天三千千卡以上分量的伙食。

  法官確認了原告方這一系列證據后,作出的結論是中國勞工受到很殘酷的虐待,并且確認了中國勞工的死亡率很高。判決書中還確認,在戰爭結束后,沒有對勞工做任何的道歉,沒做任何的說明,匆匆忙忙把勞工送走,銷毀資料,在國會上做不誠實的陳述,(指的就是安倍的外公時任日本首相岸信介對于劉連仁被發現后在國會所做的陳述),這一系列行為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原告行使訴權。因此,如果以超過時效來阻止原告行使訴權的話,顯然是有失公平和正義的。

  法官是在上述確認的基礎上,以日本政府和新澙臨港集團違反了安全保護義務,判決日本政府和臨港集團共同向每位原告補償800萬日元。這個判決雖然未達到原告主張賠償2300萬日元的訴求,但是該判決重大的突破就是,排出了時效問題,追究了日本政府及公司戰爭期間的責任。時任日本政府的官房長官福田康夫在判決的當天就發表講話,說這是太嚴厲的判決,不能接受,表示要上訴。臨港集團在判決的當天也表示上訴。上述幾個判決的宣判,康健都參加了,當時那種熱烈的氣氛,激動的心情,真是難以言表。

  經過幾年在日本的訴訟經歷,康健逐步了解和掌握了更多的證據材料。2000年初,美國律師費舍和楊立擬在美國起訴三菱公司,康健和日本律師都覺得如果能形成一個合力,美國、日本、2014年2月康健律師團隊與幸存勞工及勞工遺屬中國的訴訟能夠共同進行的話,可能有助于推動勞工問題的解決。就是在這一背景下我們準備在中國法院起訴。

  經過無數的挫折和努力,2014年3月18日,康健從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立案庭拿到了立案通知。中國勞工首次在中國法院對日企提起訴訟獲得立案,開啟了中國勞工在國內法院起訴維權的先河。在中國的土地上,為二戰中受害的中國勞工維護正義和尊嚴的訴訟正式開始了。

  北京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立案的中國勞工訴三菱綜合材料株式會社案,在立案時11位原告;訴日本焦炭工業株式會社(原三井礦山株式會社)原告29位。立案后至2016年五次追加原告,現訴三菱原告97名;訴原三井原告52名。兩案合并審理,目前共計149名原告。

  人們期待著法庭對訴訟案件的公正判決。

  康健斬釘截鐵地說:“正義從來不會缺席,只會遲到!”

  康健——一位才華橫溢律師,出于對祖國的熱愛,對民族尊2014年2月康健律師回答記者提問嚴的維護,對“二戰”受害同胞深深地情感,在她事業的巔峰期,開始為在日本侵華戰爭中遭受折磨的中國“慰安婦”和勞工獲得合法賠償奔走呼號,她把這當成一種義不容辭的責任和事業,將大部分精力投入其中,作為律師,不僅沒一分錢的報酬,而且自己還要往里貼錢。康健帶著開玩笑地口氣說“我們律師所沒有破產,對此我感到很自豪!”直到今天,康健依然同“二戰”中的中國受害同胞站在一起,追尋那些遺留在戰爭與和平中的權益與尊嚴。作為一個律師,康健最大的愿望,是為受害者拿到一個勝訴的判決,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二戰”中的受害者們,一個個逝去,他們也許等不到這個判決,可是他們還有遺屬,康健說:“只要我還有一口氣在,就一定會堅持下去,絕不后悔,只是感到對不起身邊的人。”

  以此,可以看出康健是一個心里只有他人,唯獨沒有自己的人。中國的各行各業有太多的事情需要這種有擔當、有事業心、有責任感的康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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